宋朝在历代中原王朝中版图最小，这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共识。甚至有人主张，宋朝不应被简单归入“大一统”的范畴。与汉唐的外向扩张相比，宋的统治风格更显内敛与保守：既无开拓漠北、西域的雄心，也未能完全收复历代以来视作“故土”的若干要地。客观说，这些疆土多在五代十国的战乱中失而不复，宋朝并非主动放弃，但确实缺乏再整旧山河的实力与手段。
南征受挫后，宋廷被迫以册封之礼安抚交趾，认可越南黎朝君主为“交趾郡王”，从而承认其为自治藩属而非版籍直辖之地。东北的燕云十六州自后晋割让予契丹，虽后周郭荣一度拔复三关十七县，但高粱河败绩使宋朝错失最佳时机。西北方面，定难军节度使渐成跋扈，至1038年索性自立为国，即西夏之兴，由此宋在北面同时面临辽与夏的双重压力。
展开剩余89%由是，宋与辽、金呈南北鼎峙之势。对垒期间的强弱关系依次传递：宋不敌辽，辽又受制于金，而金在草原上却难抗新崛起的蒙古。宋实居“食物链”底端。蒙古崛起后，东征西讨多线推进，起初并不把南宋视为头号劲敌；女真所建之金国才是他们要着力摧折的目标，南宋在蒙古眼中更多被当作夹击金国时可结盟、可牵制的一环。
然而出乎预料的是，南宋竟成为蒙古扩张道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。1218年蒙古挥军天山以西，一鼓荡平西辽；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，至1231年肃清其残余；1235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西征斡罗思诸公国，1243年功成创立金帐汗国。又自1205年起多次用兵西夏，至1227年西夏灭亡。蒙古对周边诸政权可谓雷霆万钧、势若破竹。
1211年蒙古与金首次大战，历经二十余载，至1234年金国方告覆亡。纵览蒙古扩张：平花剌子模十二年；制斡罗思八年；灭西夏二十二年；灭金二十三年；吞并大理九年；至于西辽、阿拔斯王朝等，更有“出兵当年即克”的纪录。以此经验估量，蒙古原以为灭宋并不艰难，甚至不若对金之难。
北宋被金攻破后，宗社南徙，偏安江左。论疆域、人口、军力，南宋似不及北宋；与金的长期拉锯也常处下风，这自然助长了蒙古对南宋的轻视。1234年蒙宋首战，1276年临安城破，太皇太后谢道清舁幼主宋恭帝出降。至1279年崖山海战，宋舰全覆，朝纲终息，宗祀不祧者仅存于士林记忆。
若以战争进程计，自1234年交锋至1276年朝廷请降，持续四十二年；若计及1279年崖山，前后整整四十五年。与蒙古所征服的一切对手相比，灭宋所耗时最久，几近于灭夏、灭金之时日倍数。称南宋为蒙古最顽强之敌并不为过。有人谓日本、越南才是抗蒙最坚——毕竟两者未被征服。但其胜利很大程度仰赖地理：日本凭海疆与季风之利挫敌水战，越南凭热带瘴疠与丛林牵制来军。若论战争烈度与消耗，仍以南宋、金、西夏、花剌子模等正面硬撼者为最。
看似文弱的南宋，却在与蒙古尚未开战前，已与金争锋近百年而不坠。这一历史长度本身就说明，宋军的战斗素质并非“积弱”二字可以概括。宋之短板在于“效率”而非“财与力”。朝廷体制过度追求防范内变，导致统军、调度、决策层层掣肘，临阵难以快刀斩乱麻。
宋立国之初即奉“守内虚外、强干弱枝”为国策。安史之乱给出的沉痛教训是：地方藩镇坐大足以掀翻中央。宋太祖因此刻意构建“禁军—厢军”双重制衡：以近半兵力拱卫东京汴梁为禁军，其余分驻诸路为厢军。任何一路厢军都难敌禁军，但诸路合而为一便可牵制禁军。赵匡胤用一句话概括其平衡术：“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；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。”
这条祖宗法被历朝奉若圭臬。为削弱武将权力，宋在军政上层层设防：禁军由殿帅府总领，下辖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“三衙”，武官多从二品以下，且军权还须与由文官把持的枢密院分割共享。再辅以更戍制——各地部队一两年一换，主将与士卒如走马灯。其利在于“兵不识将、将不识兵”难以聚势谋反；其害在于临战动员与默契配合大受影响，关键时刻难以形成一道号令。
这种制度安排从根部牺牲了军事效率：军令层层分散，遇到急难险阻，往往找不到“最后拍板”的总指挥。文臣制武之下，武将的作战判断频遭非战场因素牵绊，“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”之讥由此而来。宋军并非不能战，而是“能战之力”常被体制消解，难以有效转化为“胜战之果”。
宋并非无名将：杨业、狄青、宗泽、岳飞皆为一时之雄。端拱元年唐河之战，宋骑直捣辽阵，乘胜追至曹河，斩获甚众；黄天荡之役，金军困守月余难脱；郾城之战，金军王牌拐子马、铁浮图几被一扫而空。胜绩并非没有，症结在于统治者缺乏“抵抗到底”的政治意志。一如岳飞北伐初呈胜势，朝廷即忧武将专权，和议骤起，前功尽弃。南宋士林中“还我河山”的将相并不稀缺，无奈权衡之术反复侵蚀军心。
南宋初年，韩侂胄力主抗金，得陆游、辛弃疾等士人声援，宁宗亦一度倾向北伐。金国此时因富庶生活腐蚀军风，贵胄内斗不止，战斗力衰退。然而宋廷内部同样贪懒相煎：1207年史弥远与杨后合谋诛韩侂胄，旋即又以嘉定和议收场。自南渡以来，宋金关系屡屡陷入“战而和、和而战”的循环，直至金为蒙古所灭。
靖康之变后，金欲乘胜尽灭宋祚，却在南线屡遭水战挫败。宗泽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吴玠、吴璘等名将并起，凭借江南水网与舟师之便牵制金军。高宗赵构甚至一度“以海为营”，与不擅水战的女真周旋。1141年绍兴和议暂息刀兵，二十年后完颜亮南侵，终因内乱毙命。待蒙古崛起，金被迫北顾应敌，对南宋的压力自然消减。
然则蒙古较金更难对付。游牧军团不善南方湿热与舟楫攻防，且早期对坚城攻取手段有限。游牧世界最易被蒙古摧折，至于遍布城郭的中原体系，则需付出高昂代价。即便引入火器，围城仍耗时费力，与草原上“千里奔袭、昼夜兼程”的打法迥异。南宋不仅以城池自固，更凭江河湖泊织就的水系形成纵深屏障。
1235年，窝阔台三路进犯：西路由陕入川，中路压向襄樊，东路攻两淮。两淮线坚守不坠，川中曹友闻等死战殉国，荆襄失多守少。危急之中，再次有人扛起江山。1236年孟珙于江陵阻蒙古南下；1237年又破敌于黄州；1238年反攻斩获襄阳、随州、荆门；1239年奉节告急，孟珙识破企图，驰援破敌。蒙古自1240年始造舟为水战，旋被宋军纵火焚毁。翌年窝阔台崩逝，前线诸将急返漠北争位，战局顿缓。
蒙古历次继承皆伴权力洗牌。忽里台未定，诸军多无心恋战。孟珙乘势反击，而朝廷又委余玠共理川事。余玠到任后大修政军，经略钱粮，尤以“山城防御体系”名世：扼险设关、层城相望，使蜀地成为与蒙古周旋近半世纪的堡垒。1259年8月11日，蒙古大汗蒙哥围攻钓鱼城时身亡，此举可谓改变东亚乃至欧亚格局的转折点。其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汗位内战五年。
为争帝位，忽必烈与宋临时讲和，以长江为界，每岁银二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为约，然后北还争位。内战既毕，忽必烈重整南伐，但不再恃“骤然而下”的游牧暴风，而是转入“缓而有序”的汉化路径：建元称帝，延揽汉族文武，讲究占领后的治理与同化；并正视蒙古水战短板，苦练水军。攻势因此变缓，可当制度、军备、行政配套齐备之日，也正是南宋气数告终之时。
总而言之，宋之不振，在于上层制度“求稳过度”，以“防内”为先而耗尽“用外”的锐气。宋军并非不能战，关键在于把士气与才略化为胜势的那只无形之手，常被文官体制与权力制衡消磨。即便如此，南宋仍以四十余年的惨烈消耗，成为蒙古征服史上最难克的敌手——这已足以修正“积贫积弱”的成见，也让我们重新理解一个“以效率换稳定”的王朝，为何能在强邻环伺中苦撑百年之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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